过了一星期，有些缝纫工离开了工厂，我们全体变得更忙碌。制衣厂里有二十个女人，除了那么两、三个，其余都已结婚有子。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，但有四个是墨西哥人。她们可以根据她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去。这是她们在这工作的主要原因——计件付费的工作，钱不多。他们中大多数是做全职的，一星期大概赚三百美元。跟她们一样，我可以保持一个弹性的时间表，只要我不让工作积压在我的熨烫台上，或者错过期限。我必须承认我们的老板，付先生，是个体面人，他精通英文，有丰富的商业管理知识；他甚至为我们提供健康医疗福利，那是有些妇女在这里工作的另一原因。她们的丈夫做仆人或是做小生意，不可能给全家人买健康保险。而就像另两个年轻的熨烫工，马克和丹尼，我不操心保险。我健康强壮，还不到三十岁，不用每个月花三百块在那上面。

我们最近从制衣间的女人们那接到更多的订单，所以我得早点去工作，大概七点。但是我白天歇了很长时间，我在一旁或坐或躺，好让我的腿和背得到休息。

我们的工厂做了广告来招些缝纫工顶替我们损失的人，一个晚上，我带了张广告页回去。莉莉和一个客人在她房间里忙着，晚饭时，我把它给黄和娜娜看了，并且说如果她们感兴趣，我会试着帮她们得到这个工作。

“一个缝纫工可以赚多少钱？”娜娜问。

“大概一星期三百，”我说。

“天，这么少——我做不了。”

黄插嘴，“你的老板会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么？”

“工厂里是有些不合法的工人的。我可以帮你说话。”

“只要我会缝纫！”

她的话让我的心跳急促起来。我接着说，“这不难学。市区里有缝纫班。三个星期就能毕业。”

“还要很多学费，”娜娜补充。

“也不多——三、四百美元，”我说。

“我还欠鳄鱼一大笔债，不然我早就不出卖自己的肉体了，”黄低声抱怨着。除了偷渡人口，这男人还在皇后区开赌窟，最近有一家破产了。

我不再说话了。那是肯定的，一个缝纫工比一个妓女赚得少多了，但一个缝纫工可以过一个体面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我了解娜娜的逻辑——她在这工作是更有利可图的。有时她单单一个晚上就可以赚三百美元。没客人的时候，我的室友们花大把时间看电视、听音乐，但她们能像那样继续生活多久呢？有一天她们的青春会消逝。那时她们能做什么？我保持着沉默，不确定娜娜在场的时候我能不能告诉黄我所想的。

一个微胖的卷发白人从莉莉的房间里出来。他看起来很生气，自顾自地嘀咕着，“贱中国货，真他妈的贱！”他凶狠地扫了我们一眼，转身走了。女人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亚洲人，偶尔有一、两个西班牙人或黑人。这里很少见到白种嫖客。

莉莉从她的房间出来，哭泣着。她颓丧地倒在一张椅子上，用她手指修长的手盖住她的脸。黄在她面前放了一碗馄饨，但莉莉瘫坐在她的椅子上，说，“我现在不想吃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娜娜问。

“又一个安全套破了，”莉莉说道，哽咽着。“他狂怒，说他可能会从我这得什么病。他只付了我六十美元，说我用了中国产的次品橡胶。”

“这真是中国货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没头绪。”

“有可能是，”黄说。“陈太太总在银城买东西。”

“可那是家韩国店，”我说。

“我觉得做中国人真是太糟糕了，因为中国总是制造次货，”莉莉说。“中国令它的人民丧失尊严，还贬低了我。”

我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一个人怎么能因为她个人的麻烦去责怪一个国家？

那个晚上，我把黄叫到外面，我们一起在樱花树下说话。串串树枝在一阵寒风中摇摆，叶子就像云涌的箭头，在街灯柔和的光线中摇曳。焰火从西边爆起，是喜体育馆——大都会棒球队一定赢了场比赛。我给自己鼓了鼓劲，对黄说道，“你为什么不能不做这份性工作呢？那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”

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感情，牢牢锁住我。“你是说你想做我的男朋友？”

“是，但我也想你停止出卖自己。”

她叹着气。“我一个月得付鳄鱼两千美元。我没有别的办法赚这么多钱。”

“你还欠他多少偷渡费？”

“我父母在越南付了他们百分之十五，我还有八万要还。”

我犹豫着，在我脑子里计算一些数字。那是个大数目，但并不是不可能。“我一个月能赚一千四百多。付了房租和其它生活费，能剩下一千。如果你辞了你的工作，我可以帮你还债。”

“我每个月上哪儿去找那剩下的一千？我很愿意做个缝纫工，可那赚得不够。从你提到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在想它。可就算是三百一个星期，我也得积累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才能赚到。那同时，我怎么还债给鳄鱼？”她压抑了一下自己，又接着说，“我经常梦想着回去，可我父母不会让。他们说我的小弟弟总有一天也会到这来和我一起。他们只要我给他们寄更多钱。除非我去跳船。”

我们谈了一个小时，试图找个办法。我愿意提供帮助似乎令她兴高采烈。但她的兴奋时不时地令我有些失去勇气，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莽撞了。万一我们俩不能好好过活呢？我们怎么对旁人隐瞒她的过往？可撇开我的不自在，在我的脑海中，始终浮现出她在一间白色的小屋里，边哼着歌儿，边用支大长勺在锅里搅着——外面，孩子们的声音时起时伏。我提议我们亲自去和鳄鱼说说，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付他钱。在她回屋子前，她吻了我的脸颊，说，“万仁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你是个好人。”

巨大的喜悦在我心中涌动，我在外面潮湿的空气中呆了很长时间，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只要我有更多钱。我想叫黄来跟我一起睡，但还是决定别了，怕那两个女人会告诉陈太太我们的关系。一轮满月照耀着沉睡的街，墙和屋顶沐浴在微微发白的光线里。昆虫害羞地唧唧叫着，就像是浅促的呼吸。

两天后，我提早下班，然后黄和我出发去见鳄鱼，他在电话里听起来像个广东人。我们穿过北林荫道，朝着靠近I-678的地区前进。他的老巢在第三十二街，一间很大的仓库里。有两个妓女，一个白人，一个西班牙人，在仓库前面游荡，除了胸罩和毛边牛仔短裤什么都没穿。她们俩好像都不太清醒，那个白女人，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，还缺了一颗牙，朝我喊过来，“嗨，能给枝烟嘛？”

我摇头。黄和我匆匆进了仓库，里面被装着纺织品和鞋子的大箱子填满了。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办公室。一个魁梧的男人懒散地躺在一张皮椅上，抽着支雪茄。看见我们，他坐起来，假惺惺地笑了一下。“坐下，”他说，指着一张沙发。

我们赶紧坐落，黄说，“这是我的男朋友，万仁。我们来求你帮个忙。”

鳄鱼朝我点点头，又转头对黄说。“好吧，我能帮你什么？”

“我需要多宽限些时间，我能付你一千三一个月么？”

“不行。”他又假假地笑了一下，他老鼠一样的眼睛飞快地转来转去。

“那一千五呢？”

“我说不行。”

“你看，我身体不好，只能做个别的工作，付不了那么多。”

“那不关我的事。”他摇着他的小胡子。

我插进来说。“我会帮她还你钱，但我们现在完全付不了两千一个月。请你给我们多宽限半年。”

“规矩就是规矩。如果有人不受惩罚就打破它，那规矩就没用了。我们从来没给过任何人这样的宽限。所以别试着跟我耍小聪明。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内还清钱，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。”他猛然将拇指翘向黄。

她看着我，眼中蓄满了泪水。我拍拍她的手臂，示意我们该离开了。我们站起身，谢谢他接见我们，然后离开仓库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讨论了如果我们没有按月付款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很警觉，知道应付一个像鳄鱼这样的暴徒是很危险的。我曾听过很可怕的故事，关于亚洲黑手党是怎么惩罚人的，特别是敢违抗他们的新来者。他们曾把个男人装到货车里，运到新泽西的一个罐头厂里，把他做成了宠物食品；他们曾切掉了一个小女孩的鼻子，因为她爸爸没交他们保护费；他们曾绑住一个中年妇女的手，塞住她的嘴，然后把她装到麻袋里丢进海里。中国帮派散布黑手党的故事来恐吓人们。有些故事可能只是谣言，但却以讹传讹，鳄鱼可能根本就不属于黑手党，但他要搞黄和我是很容易的。他就是个恶棍，就算不是帮派首领。他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和越南有关系网，会去伤害我们的家庭。

晚饭后，我去了黄的房间，那很干净，飘着凤梨的香味。窗台上放着一瓶金盏花。我对她说，“如果我们离开纽约呢？”

“然后去哪儿？”她听起来很平静，就好像她，也把这个主意当成个笑话。

“随便哪儿。美国是个大国家，我们可以隐姓埋名，到偏僻的小镇上去生活，不然就一直搬家，像墨西哥工人一样在农场工作。总有方法让我们活下去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去北卡罗来纳，然后从那继续前进。”

“我的家庭怎么办？鳄鱼会找我父母麻烦的。”

“你不必担心这么多。你得先照顾好你自己。”

“如果我消失了我父母永远不会原谅我。”

“可他们不是只想利用你吗？你是他们的生钱工具。”

那似乎击中了她。过了一会，她说，“你是对的。我们离开这里。”

于是我们决定尽快离开。她手上有些现金，大概两千美元，我的储蓄卡里还有一千四。第二天早上上班时，我在凯西银行取出了所有的钱。我有些消沉，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不能给父母写信了，鳄鱼的人会穷追我们。对我的家庭来说，我其实就和死了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损失是必然的。

那天下午，黄偷偷地收拾了一个手提箱，拿粗呢包装了些我衣服。我希望我能跟我的老板和一些工友说再见，还有从陈太太那拿回我的三百美元押金。晚饭时，娜娜和莉莉都取笑黄，说她开始为我工作了，作为一个清白的女士。我们俩努力装成和平常一样，我甚至讲了几个笑话。

幸运的是，那晚没有外召电话。那两个女人应该已经睡了的时候，我和黄溜出了房子。我提着她的手提箱，她拿着我的包。樱花树在薄雾中一片模糊，树冠无边无际，就像一座小山。一辆卡车隆隆地沿街开过，我们大踏步地离开，手牵着手，不再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