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夜晚，当我躺在床上，一阵哭泣从娜娜房间里传来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这是她假装来取悦客人的高潮时的呻吟。有时我被男女们制造的声响搞得很不安生，那些声音让我无法入睡，不断遐想。然后娜娜尖叫道，“从这滚出去！”

我穿上裤子，跑出我的房间。娜娜的房门虚掩着，从缝隙里我看见一个六十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站在床边，疯狂地朝娜娜打手势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老嫖客惹麻烦。我挪近了点，但没有进去。陈太太曾叫我在女人们需要的时候帮她们一把。她没说的很直接，但我猜她是要我为她们提供保护。

“我付你钱了，所以我要留下，”男人咆哮着，狂舞着他的手。

“你不能留一整晚。请走吧，”娜娜说，她的脸上透着厌怒。

我走进去问他，“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和她过了你买的时间吗？

他斜眼看着我。他的脸，红的像猴子屁股，他明显是喝醉了。实际上，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酒臭。“你是谁？”他咕哝着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我今天晚上要留在这，没人能让我改主意。”

我敢说他以为这里是像中国一样，嫖客付了足够的钱就可以和女孩呆一整夜，那很普遍。“我只是个房客，”我说。“你引起这么大的吵闹声，我睡不着。”

“那怎么样？对付它。我要我的钱花得值。”

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瞥了眼娜娜的床。一张粉红的床单上沾着两块湿斑，一对枕头已丢在一边。地上倒着一把藤椅。现在，黄和莉莉也都起来了，但她们只是站在门外，看着。我告诉男人，“这里的规矩：你射了你的枪，你就走。没有女孩是给你暖床的。”

“我为我要的付钱。”

“好吧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要给警察打电话了。你在房子里吵得我们完全不能睡觉。”

“哦是吗？叫警察来，看他们先带走谁。”他现在看起来清醒点了，他的目光闪烁。

我继续说，“这里所有的房客都会说是你闯进来袭击这位女士。”我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惊讶，我看见黄和莉莉转开了她们的视线。

“别放屁了！我付这个婊子钱了。”他指着娜娜。

“她不是一个妓女。娜娜，你没邀请他到这里来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她摇着她的头。

我对他说，“看见了？我们都是她的证人。你最好从这滚出去，就现在。”

“我不能相信。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诚信了——这里比中国还糟糕。”他抓起他的手杖，蹒跚地出了房间。

三个女人笑起来，告诉我这个老色鬼是第一次来，而她们觉得很幸运有我和她们住在同一层楼。我们现在在厨房里了，都已完全清醒。娜娜把一个壶放到炉子上去烧开水，准备泡一种叫做“甜梦”的草药茶。

我对我刚才做的事情并不开心。“我表现的就像个拉皮条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你做的很好。”黄回答。

“感谢上帝，我们中有一个男人，”莉莉加了一句。

莉莉的话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，我想。但随后，我发觉她们对我比以前友好了，甚至莉莉都开始更经常和我说话，完全打开了她的眼睛。她们会问我晚饭想吃什么，每周煮三、四次鱼，因为我喜欢吃海鲜。我的工厂中午提供工人们白米饭，所以我只要带点菜去下饭就行了。每当轮到黄做饭时，她会把剩菜拨到一个塑料盒里装好，让我第二天带去上班。娜娜和莉莉经常取笑黄对我像对男朋友。开始时，我觉得尴尬，但渐渐地，我习惯了她们的揶揄。

七月末的一个上午，我醒来，觉得我的肺好像着火了。我八成是得了流感，但我还得去工厂，那有一堆布片等着我去烫。不像缝纫女工，我不能坐在熨烫台前。店里提供俄式茶，尝起来有点鱼腥味，但我喝了一杯又一杯，舒缓我的喉咙，保持清醒。结果，我更频繁地跑洗手间。地面上有些地方是起伏的，我只得小心翼翼地走。到中午时，我整个被汗湿透了，脉搏跳的飞快，我决定到墙边的长椅上休息一会，但我还没到那就绊了一跤。我才刚爬起来，我的工头，吉米乔，一个大概四十五岁的宽肩膀伙计，过来说，“你还好吗，万仁？”

“我很好，”我喃喃地说，边拍掉裤子上的灰。

“你看上去很糟糕。”

“我可能在发烧。”

他用一只厚而粗糙的手探探我的额头。“你最好回家去。我们今天不忙，丹尼和马克能顾得过来。”

吉米用他的小货车送我回陈太太那，告诉我如果第二天还没好，不用急着去工作。我说我会尽量去上班。

我的感觉太糟了，没法和同屋们一起吃晚饭。我闭着眼躺在床上，强迫自己别发出呻吟的声音。尽管如此，我有时仍无法控制地从鼻子里哼出来，那会令我感觉好点。天黑前，黄进来，在床头几上放了一纸盒橙汁和一个杯子，说我必须喝多多的液体来促进身体排毒。“晚饭想吃些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想吃。”

“别这样啊，你必须得吃点东西才能和疾病做斗争。”

“我会没事的。”

我知道她那个晚上会很忙，因为是星期五。她走后，我喝了点橙汁，然后躺回去，试着让自己睡着。我的喉咙感觉好些了。但高烧仍然肆虐。我后悔没早点去中药店买些中成药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除了一只蚊子模糊的嗡嗡声。它落在我脸上的刹那，我一巴掌拍死了它。我很痛苦，无法克制地想家。这样的感觉我已很长时间不曾有过——我总在抑制自己的思乡病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一个忙碌的男人没有时间怀旧。但那个晚上，我母亲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她知道许多民间土方，可以很容易地在一两天里就治好我，但她会逼着我在床上多躺几天，保证我完全康复。现在我有两年没见过她了。啊，我多想她！

正当我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有人敲门，“进来，”我说。

又是黄走进来，这次端着个冒着热气的碗。“坐起来吃点面条，”她对我说。

“这是你为我煮的？”我很惊愕，这是小麦面，是刮出来的，不是我们平常吃的米粉。她一定是猜到了，作为一个北方人，我应该更喜欢吃面食。

“是啊，为你做的，”她说。“乘热吃。会让你感觉好点。”

我坐起来，开始用筷子和一根勺子吃起来。汤里有细葱段和绿苞菜，搭配着一些干虾和三个荷包蛋。我感动了，扭过我的头，不让她看见我潮湿的眼睛。这是从我那个省来的正宗的家乡食物，我已有两年没吃过任何这样的东西了。我想问她是怎么学会做这种面的，但我一个字都没说；我只是不停地狼吞虎咽。与此同时，她坐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，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

“黄，你在哪儿？”莉莉在起居室里大喊。

“这，我在这。”她站起来走出去，虚掩上门。

我竖起耳朵听着。莉莉说，“一个在彩虹旅馆的男人要个姑娘。”

“万仁病了，今天不能开车，”黄回道。

“那地方在第三十七街，就几步路。你去过的。”

“今晚我不想去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去？”

“我得留下照顾万仁。娜娜不能去吗？”

“她跟别人正忙着。”

“你能替我去么？”

“好吧，”莉莉叹了口气，“行，就这一次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当黄回来的时候，我跟她说，“你不该花这么多时间陪我。你还有事要做。”

“别傻了。这里有些维他命C和阿司匹林。饭后各吃两片。”

那晚，她一遍遍地检查我有没有吃药，有没喝足够的水，有没好好盖着她的厚鸭绒被，好让我发汗。大概半夜时，我睡着了，但我不得不经常起来撒尿。黄在我的房间里留了一个铝制痰盂，告诉我用这个就行了，别总去洗手间，免得又着凉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的高烧退了，但我仍觉得虚弱，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稳。我打电话给吉米，说我今天绝对会去工作，但十点前到不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的一些工友还是对我这么快就又出现觉得很惊奇。他们一定是觉得我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，比如肺炎或某种性病，要在床上躺个一星期多的。我很高兴我的熨烫台上没积压很多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