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室友搬走时，我担心陈太太会涨房租。我为这半间屋子每月得付出三百美元。如果我的房东太太要提租，我就只能另找地方了。我喜欢这栋殖民地风格的房子，房前有一株极大的樱花树，引来了许多鸟儿，给人一种身处乡间的感觉，虽然现在已是初夏，花期已经过了。除了宁静的气氛，这房子离弗拉兴闹市区很近，你能听见大街上交通往来的噪音。这离我工作的地方也很近，一切都很方便。陈太太占了整个一层，我的房间在楼上，还有三个年轻女人也住在这层。我的前室友，一个木匠学徒，就是因为这三位女租客是妓女，还经常在房子里接客而搬走的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也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和她们相处，特别是黄，一个二十出头的纤瘦的越南人，她的父母三十年前从中国迁居到堤岸，当时西贡没落了，房价也变得可以承受。而且，我也刚来纽约，正是为孤独而痛苦的时候。

正如我预料的，陈太太，一个鼻子旁边生着颗大痣的矮壮妇女，当晚就出现了。她坐下来，抚着她染了的头发，说：“万仁，现在你可是自己一个人用这间屋子了，我们应该谈谈租金。”

“我怕我不能再多付了，你可以再找一个房客。”我挥手指着她身后的那张空床。

“好吧，我可以去发个广告，但我还有些别的主意。”她斜靠向我。

我没有回答，我不喜欢这个福建女人，她感觉起来太圆滑。她继续说：“你有驾照吗？”

“我有个北卡罗来纳的驾照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在这里用。”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夏洛特城外的一个蔬菜农场运货。

“那不是问题。你可以把它换成纽约驾照——很容易。车辆登记所离这很近。”她笑着，露出她的豁牙。

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多收你房租，你可以自己住这间屋子，但我希望晚上姑娘们有应召服务的时候，你可以送她们。”

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回答，“那合法吗？”

她吃吃笑着。“别害怕。姑娘们是去酒店和私人住宅。没有警察会闯进去的——非常安全。”

“那我一周要出去几次？”

“不会很经常的——四、五次，最多。”

“你还给姑娘们包吃？”

“是啊，除了长途电话其它的都包。”

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女室友们总是在一起吃饭了。“好吧，我晚上可以送她们，但只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，曼哈顿太恐怖了。”

她飞快地笑了一下。“没问题。我不会让她们跑那么远。”

“还有，我工作的时候可以和她们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的，我会和她们说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停了一下。“你知道，有时这里很寂寞。”

一个狡黠的笑容掠过她的脸。“你可以和姑娘们打发时间——她们估计会给你打个折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走之前，她对我解释说一定要保密，她让我帮忙主要是想让女孩们在出去的时候有安全感。如果嫖客们知道女孩子配有司机，也会对她们好点。我在车库里看见黑色的奥迪。我有好几个月没开车了，着实想念那种汽车带给我的自由的感觉，当前方的公路上没有车时，我就像是在空气中翱翔。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我很期待开车送姑娘们出去。

房东太太走后，我站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前，它面朝着街。樱花树的树冠静悄悄的，它超过40英尺高，像一大堆羽毛迎着星光密布的天空。远处，一架飞机，带着一束光，无声无息地穿过稀薄的云朝东飞去。我知道陈太太的主意会把我牵扯到非法的事情里，但我并不担心。如今我已习惯生活在妓女中间。我最初判断出她们的职业时，我想要马上搬走，就像我的前室友一样，但是我没找到离我工作近的地方——我是市区一家服装厂的熨衣工。而且，我渐渐地对这些女人有了一点了解，我意识到她们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“吸血鬼”，像所有人一样，她们也需要工作维生。

我也在出卖我自己。我每天站在台前烫着衣料的接缝，裤腰，衬衫的领子和袖口。地下室里很闷热，空调至少是十年前的，不制冷，发出响亮的轰鸣。我们为曼哈顿制造上好的成衣，每一件在包装发货前都必须精细地熨烫过。

谁能想到我会困在一间血汗工厂里！我父母的上一封来信又督促我去上大学。我努力试过了，我没考过托福。我弟弟刚被一所兽医学校录取，我得寄三千美元学费回家。如果我在来美国之前能学门手艺，比如修管道，或者修房子，或者气功。什么工作都比烫衣服好点。

妓院没有名字。我曾在我们厨房里看到一张报纸，写着“你梦中的天使——来自不同国家的亚洲女孩，拥有艳丽的外表和温柔的心。”上面没有留联系方式，除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这是女人们共用的。我几乎对着广告大笑出来，因为她们三个都是中国人。当然，黄可以算是越南人，她能说当地话，娜娜可以装成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人，因为她来自香港，普通话有口音。但是莉莉，一个上海来的高个子大学生，看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，尽管她的英文很好。她就是那个接电话的人。

不像大多数的地下妓院，这里的女人不经常换。我想莉莉在夏天结束后会回到学校去，然后陈太太会另找一个二十岁左右、英文流利的姑娘。我不确定我的房东太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老板。女人们提到过一个叫鳄鱼的人。我从没见过这人，但我从她们那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地区拥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，也是个恶棍。

我喜欢和我的室友们一起吃晚饭，通常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相当晚，但对我来说挺好，因为大多数日子我不能在7点前离开工厂。我常常不是和她们吃晚饭的唯一一个男人；她们也给她们的客人提供免费晚餐。都是些家常饭菜——白米饭和两三碟菜，一个荤的，两个素的。偶尔，女人们也会做一个海鲜来代替素菜。也有汤，通常是菠菜或豆瓣菜或竹笋混合着干虾，豆腐，或蛋花，甚至锅巴。女人们轮流做饭，一天一个人，除非那个人要接客，另一个人就会顶替她做饭。有些客人喜欢餐桌上的气氛，会留下来聊个把小时天。

只要晚饭时有别的男人在，我就保持沉默。我会飞快地吃饭，回到我的房间去，看电视或玩纸牌或翻本杂志。但当只有我一个男人时，我会尽可能久地呆在那。女人们看来也喜欢我的陪伴，甚至会戏弄我。黄不但是最漂亮的一个，也是饭做得最好的，就从调料来说，莉莉总是放太多糖，而娜娜基本上油炸所有东西。有一天，黄焖了一大锅鲳鱼，旺火炒了土豆条和芹菜，两个都是我最爱吃的，虽然我没告诉过她。那天晚上她们三个都没有客人，所以晚饭七点半就开始了，我们慢慢吃着。

娜娜告诉我们，“我下午接了一个客人，他说他被女朋友甩了。他在我房间里哭——真糟糕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我只能说，‘你就让它过去吧。’”

“他付你钱了吗？”莉莉问。

“嗯嗯，他给了我80美元，什么都没跟我做。”

“好吧，我奇怪他为什么来这，”我说。

“可能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”黄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莉莉发表她的观点。“也许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和别的女孩做那个。男人都是脆弱的生物，没女人就活不下去。”

我从来不喜欢莉莉，她总是半闭着眼睛跟我说话，好像不情愿对我多花心思似的。我说，“有很多单身汉，他们大多数人都过得不错。”

“就像你自己，”娜娜插嘴，哈哈大笑。

“我单身是因为太穷了结不起婚，”我坦白。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黄问。

“还没。”

“那么如果我不是个性工作者，你会和我在一起么？”娜娜问道，她的鹅蛋脸上面无表情。

“你的品味对我来说太贵了，”我边说边笑，可这是半开玩笑的。

她们都笑了。娜娜接着说，“来吧，我可以给你个大折扣。”

“我可不能那么占你便宜，”我说。

这使她们再次大笑了起来。我的意思是我说的话，但话虽这么说，如果我和她们中的一个睡了，我可能就得和其他两个也做一样的事，花一大笔钱。接下来可能会很难平衡和她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能肯定她们是不是都干净健康。就算她们是，我讨厌莉莉。还是不接触的好。

然后电话响了，莉莉接起来。“你好，蜜糖，我能帮你些什么？”她用一种甜腻的嗓音吟道。

我继续吃着，好像不感兴趣，但我听得很仔细。莉莉告诉打电话来的人，“我们这儿有许多亚洲女孩。你对什么样的女孩感兴趣呢，先生？……是的，我们可以……当然漂亮，她们每个人都很漂亮……至少一百二……噢，那就是你和姑娘之间的事了，先生……等一下，让我记下来。”她抓起一只笔，草草写下地址。同时，黄和娜娜吃完了饭，知道她们俩中的一个有生意要光顾了。

莉莉对着电话说，“记下来了，她会在半个小时内到那……绝对的，先生。谢谢，再见。”

挂断电话，莉莉转过来说，“黄，你去。这个男人叫韩先生。他要个泰国女孩。”

“我不会说泰语！”

“那就跟他说些越南话，说明你不是从中国来的。他看不出什么差别来的，只要你知道怎么诱惑他。”

黄去她的房间刷牙和化妆，莉莉递给我一张写着我们目的地的碎纸片——倍运旅馆的一个房间。我知道怎么去那里，已经送女人们去那好几次了。我压低我棕色的鸭舌帽，藏起了我的眼睛。

过了几分钟，黄走出来，准备出发。“哇，你真漂亮！”我说，相当惊奇。

“是吗？”她抬起她的手臂略转身体，让我看她的侧面。她的腰线在背后微微凹陷。

“像个小狐狸，”我说。

她打了一下我的手臂。她穿着一条米色的迷你裙，涂着唇膏，但她更像是一个化着糟糕的妆的少女，她的脸看起来要比她细小但线条优美结实的身体老。当她把斜粗纹棉布的钱包挂在单薄的肩膀上走路时，她的腿和屁股轻轻摇摆，好像随时打算要跳起来。我们一起下楼去车库。

旅馆在一条繁忙的街上，大门口停着两辆大巴，有一辆的屁股后面还在冒尾气。一群游客正在收拾他们的行李，导游叫喊着让他们集合做登记。我在角落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黄下车。“如果需要我出现就给我打电话，”我告诉她。“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关上车门，悠闲地走开，那种放松的步态就好像她是个酒店里的住客。

我的心松弛下来，靠到椅背上，准备打个盹。她年轻、漂亮，本不必这样出卖自己。为了一百二十美元，她可以和这里任何一个男人睡觉。确实，她需要定期给她父母寄钱，但也还有其它谋生的方式。她不傻，她可以去学个体面的行当。她在越南上完了高中，现在也可以说一些英文。但是，从我在晚餐时得到的信息看，她是个非法移民，而娜娜有加拿大绿卡，莉莉拿的是学生签证。她们可以赚到钱，一点也不错，但完全不是像报纸广告承诺的那种职业“马杀鸡”——“每月超过两万美元。”通常，女人们在妓院里对嫖客收费一百，但她们要抽给陈太太四十。有时客人会给她们一点小费，在二十到六十美元之间。娜娜身条瘦削，没什么吸引力，一张嘴有些凹陷，所以她应召的价格是八十美元，除非撞上个有余钱乱扔的老男人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她们每个人在付完房东太太之后还能有超过两百的收入。偶尔，碰上个恶心的客人，不但拒绝给小费，还会顺走她们的财物。莉莉曾经丢了一对银手镯，是个声称和她一样来自上海的男人偷的。

我问过黄去酒店和私人住宅有什么差别。她说平均每个酒店客人能比私宅多赚三、四十美元，虽然风险更大点。有天晚上，我送她去国际酒店见个嫖客，但到了以后，她发现套房里有两个男人。他们在她决定要走前把她拖了进去，把她干得让她觉得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。她只能脱掉高跟鞋走回车里。她哭了一路。第二天她病了，但不能去诊所，因为她没有健康保险。我建议她去看太阳花园中医馆的梁医生。她付了十美元诊费。那老男人把手指搭在她手腕上测了脉搏，说她的肾很虚弱。又说她肝火太旺。他开了一把草药，治好了她的病。那次以后，我提议陪她进旅馆，然后在走廊上等她，但她不让我这么做，说这样太显眼了。

我睡不着，在车里不停地想着黄。她和什么样的男人在里面？她还好吗？如果这嫖客年轻又漂亮，她会喜欢吗？她表现得像个荡妇么？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，会幻想她，但当我完全清醒时，我会保持我的距离。我知道我只是个制衣店的熨烫工，身材干瘦，毫无特点，也许永远不会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约会，但找个随便的女人做女朋友是会让人羞耻的。最多，我能跟黄做个好朋友。

今晚她不到五十分钟就回来了，很不寻常。我很高兴看见她回来，但她的眼睛湿润，流露出微光。她滑进座位，我驶出路边。“怎么样？没麻烦吧？”我问，怕客人可能是发现了她不是泰国人。

“又是坏运气，”她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男人是个北京来的官员。他要我给他开张发票，假装我是卖给他药或是别的东西。我上哪儿去开张发票给他？疯了！”

“他跟你砍价了？”

“没，但他狠狠咬了我的乳头，一定出血了。一回家我得赶紧涂点碘酒。现在我的客人们会觉得我有病的。”

我叹着气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她，在我们穿过第三十七街时，我说，“你不能做点别的不那么危险的活来谋生么？”

“你给我找个工作我就做。”

我沉默了。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十美元，那是个和女人们出来工作的不成文的规矩——每次我送她们，她们就给我同样的数字。实际上，只有黄和娜娜这么做，因为莉莉不接外出的活，她只应付电话和上门来的嫖客。

我谢了黄，把钱放进我的衬衣口袋里。

三个女人经常交流她们客人的信息。最好的顾客类型，她们达成一致的，是老男人。老嫖客通常比较少侵略性，也容易取悦。他们中大多数不能来硬的，花在调情和讲黄色笑话上的时间比真搞的时间多多了。另一个很有力的共同之处就是那些老色鬼更慷慨，背着他们妻子的“小金库”里藏了更多闲钱。老男人们很少在房子里吃饭。他们中有些是陈太太的朋友，这种情况下，女人们会把他们当做特别的客人对待，甚至会给他们吃伟哥。听到这个时我很惊讶。

“伟哥？”我问过莉莉关于童先生，他是个六十多岁的驼背男人。“你就不怕他会发心脏病？”

“就小半片，不算什么大事。陈太太说他总是需要额外帮助的。”

“另外他付得也多，”娜娜说。“莉莉，他今天给了你两百？”

“一百八，”莉莉答道。

“他没老婆么？”我问。

“已经没了。她很久以前就死了，”黄说着，咬碎了一颗辣味豌豆。

“他为什么不再结婚呢？”我继续。“至少他应该找个能照顾他的人。”

娜娜叹了一口气。“金钱是麻烦的根源。他太富了，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婆。”

黄加了一句，“我听说他有好几家餐馆。”

“还有你的血汗工厂，万仁。”娜娜直直地看着我的脸，好像在挑衅。

“不，他不是，”我回击。“我的工厂是属于一个叫妮妮的香港女孩的。”

她们放肆地笑起来。事实上，我制衣厂的老板是个台湾男人，他来美国前在大学里教书。

大部分嫖客是已婚男人，很难花时间和金钱养情妇，因为害怕丑闻，也害怕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破坏他们的婚姻。他们在私下放纵于肉欲的同时，还试图保持体面。但总有例外。有一天，黄说有个中年客人告诉她，他已经快两年没有性生活了，因为他的妻子病重。黄建议他常来，至少一个月两次，好恢复性生活。像他现在这样是完全不对的。“他是个好人，”黄告诉我们。“他完全不能和我做任何事情，说他觉得对不起他妻子，但他还是付我钱。”

“那他从一开始就不该上妓院来，”莉莉说。我敢说黄和娜娜也不是真喜欢莉莉。她经常对过失发牢骚，还曾经责骂娜娜用她的手机往旧金山打电话。她们吵了一架，那之后好几天互相都不说话。

那个妻子卧床不起的男人的故事令我思考。如果我是个警察，知道他的家庭情况，我还会因为他找妓女而抓他么？也许不会。我曾经相信所有的嫖客都是放纵的坏男人，但现在，我能看到他们中有一些只是失魂落魄的废人，他们有严重得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的个人问题。他们到这里来，希望一个妓女也许能帮上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