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一星期，有些缝纫工离开了工厂，我们全体变得更忙碌。制衣厂里有二十个女人，除了那么两、三个，其余都已结婚有子。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，但有四个是墨西哥人。她们可以根据她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去。这是她们在这工作的主要原因——计件付费的工作，钱不多。他们中大多数是做全职的，一星期大概赚三百美元。跟她们一样，我可以保持一个弹性的时间表，只要我不让工作积压在我的熨烫台上，或者错过期限。我必须承认我们的老板，付先生，是个体面人，他精通英文，有丰富的商业管理知识；他甚至为我们提供健康医疗福利，那是有些妇女在这里工作的另一原因。她们的丈夫做仆人或是做小生意，不可能给全家人买健康保险。而就像另两个年轻的熨烫工，马克和丹尼，我不操心保险。我健康强壮，还不到三十岁，不用每个月花三百块在那上面。

我们最近从制衣间的女人们那接到更多的订单，所以我得早点去工作，大概七点。但是我白天歇了很长时间，我在一旁或坐或躺，好让我的腿和背得到休息。

我们的工厂做了广告来招些缝纫工顶替我们损失的人，一个晚上，我带了张广告页回去。莉莉和一个客人在她房间里忙着，晚饭时，我把它给黄和娜娜看了，并且说如果她们感兴趣，我会试着帮她们得到这个工作。

“一个缝纫工可以赚多少钱？”娜娜问。

“大概一星期三百，”我说。

“天，这么少——我做不了。”

黄插嘴，“你的老板会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么？”

“工厂里是有些不合法的工人的。我可以帮你说话。”

“只要我会缝纫！”

她的话让我的心跳急促起来。我接着说，“这不难学。市区里有缝纫班。三个星期就能毕业。”

“还要很多学费，”娜娜补充。

“也不多——三、四百美元，”我说。

“我还欠鳄鱼一大笔债，不然我早就不出卖自己的肉体了，”黄低声抱怨着。除了偷渡人口，这男人还在皇后区开赌窟，最近有一家破产了。

我不再说话了。那是肯定的，一个缝纫工比一个妓女赚得少多了，但一个缝纫工可以过一个体面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我了解娜娜的逻辑——她在这工作是更有利可图的。有时她单单一个晚上就可以赚三百美元。没客人的时候，我的室友们花大把时间看电视、听音乐，但她们能像那样继续生活多久呢？有一天她们的青春会消逝。那时她们能做什么？我保持着沉默，不确定娜娜在场的时候我能不能告诉黄我所想的。

一个微胖的卷发白人从莉莉的房间里出来。他看起来很生气，自顾自地嘀咕着，“贱中国货，真他妈的贱！”他凶狠地扫了我们一眼，转身走了。女人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亚洲人，偶尔有一、两个西班牙人或黑人。这里很少见到白种嫖客。

莉莉从她的房间出来，哭泣着。她颓丧地倒在一张椅子上，用她手指修长的手盖住她的脸。黄在她面前放了一碗馄饨，但莉莉瘫坐在她的椅子上，说，“我现在不想吃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娜娜问。

“又一个安全套破了，”莉莉说道，哽咽着。“他狂怒，说他可能会从我这得什么病。他只付了我六十美元，说我用了中国产的次品橡胶。”

“这真是中国货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没头绪。”

“有可能是，”黄说。“陈太太总在银城买东西。”

“可那是家韩国店，”我说。

“我觉得做中国人真是太糟糕了，因为中国总是制造次货，”莉莉说。“中国令它的人民丧失尊严，还贬低了我。”

我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一个人怎么能因为她个人的麻烦去责怪一个国家？

那个晚上，我把黄叫到外面，我们一起在樱花树下说话。串串树枝在一阵寒风中摇摆，叶子就像云涌的箭头，在街灯柔和的光线中摇曳。焰火从西边爆起，是喜体育馆——大都会棒球队一定赢了场比赛。我给自己鼓了鼓劲，对黄说道，“你为什么不能不做这份性工作呢？那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”

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感情，牢牢锁住我。“你是说你想做我的男朋友？”

“是，但我也想你停止出卖自己。”

她叹着气。“我一个月得付鳄鱼两千美元。我没有别的办法赚这么多钱。”

“你还欠他多少偷渡费？”

“我父母在越南付了他们百分之十五，我还有八万要还。”

我犹豫着，在我脑子里计算一些数字。那是个大数目，但并不是不可能。“我一个月能赚一千四百多。付了房租和其它生活费，能剩下一千。如果你辞了你的工作，我可以帮你还债。”

“我每个月上哪儿去找那剩下的一千？我很愿意做个缝纫工，可那赚得不够。从你提到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在想它。可就算是三百一个星期，我也得积累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才能赚到。那同时，我怎么还债给鳄鱼？”她压抑了一下自己，又接着说，“我经常梦想着回去，可我父母不会让。他们说我的小弟弟总有一天也会到这来和我一起。他们只要我给他们寄更多钱。除非我去跳船。”

我们谈了一个小时，试图找个办法。我愿意提供帮助似乎令她兴高采烈。但她的兴奋时不时地令我有些失去勇气，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莽撞了。万一我们俩不能好好过活呢？我们怎么对旁人隐瞒她的过往？可撇开我的不自在，在我的脑海中，始终浮现出她在一间白色的小屋里，边哼着歌儿，边用支大长勺在锅里搅着——外面，孩子们的声音时起时伏。我提议我们亲自去和鳄鱼说说，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付他钱。在她回屋子前，她吻了我的脸颊，说，“万仁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你是个好人。”

巨大的喜悦在我心中涌动，我在外面潮湿的空气中呆了很长时间，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只要我有更多钱。我想叫黄来跟我一起睡，但还是决定别了，怕那两个女人会告诉陈太太我们的关系。一轮满月照耀着沉睡的街，墙和屋顶沐浴在微微发白的光线里。昆虫害羞地唧唧叫着，就像是浅促的呼吸。

两天后，我提早下班，然后黄和我出发去见鳄鱼，他在电话里听起来像个广东人。我们穿过北林荫道，朝着靠近I-678的地区前进。他的老巢在第三十二街，一间很大的仓库里。有两个妓女，一个白人，一个西班牙人，在仓库前面游荡，除了胸罩和毛边牛仔短裤什么都没穿。她们俩好像都不太清醒，那个白女人，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，还缺了一颗牙，朝我喊过来，“嗨，能给枝烟嘛？”

我摇头。黄和我匆匆进了仓库，里面被装着纺织品和鞋子的大箱子填满了。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办公室。一个魁梧的男人懒散地躺在一张皮椅上，抽着支雪茄。看见我们，他坐起来，假惺惺地笑了一下。“坐下，”他说，指着一张沙发。

我们赶紧坐落，黄说，“这是我的男朋友，万仁。我们来求你帮个忙。”

鳄鱼朝我点点头，又转头对黄说。“好吧，我能帮你什么？”

“我需要多宽限些时间，我能付你一千三一个月么？”

“不行。”他又假假地笑了一下，他老鼠一样的眼睛飞快地转来转去。

“那一千五呢？”

“我说不行。”

“你看，我身体不好，只能做个别的工作，付不了那么多。”

“那不关我的事。”他摇着他的小胡子。

我插进来说。“我会帮她还你钱，但我们现在完全付不了两千一个月。请你给我们多宽限半年。”

“规矩就是规矩。如果有人不受惩罚就打破它，那规矩就没用了。我们从来没给过任何人这样的宽限。所以别试着跟我耍小聪明。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内还清钱，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。”他猛然将拇指翘向黄。

她看着我，眼中蓄满了泪水。我拍拍她的手臂，示意我们该离开了。我们站起身，谢谢他接见我们，然后离开仓库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讨论了如果我们没有按月付款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很警觉，知道应付一个像鳄鱼这样的暴徒是很危险的。我曾听过很可怕的故事，关于亚洲黑手党是怎么惩罚人的，特别是敢违抗他们的新来者。他们曾把个男人装到货车里，运到新泽西的一个罐头厂里，把他做成了宠物食品；他们曾切掉了一个小女孩的鼻子，因为她爸爸没交他们保护费；他们曾绑住一个中年妇女的手，塞住她的嘴，然后把她装到麻袋里丢进海里。中国帮派散布黑手党的故事来恐吓人们。有些故事可能只是谣言，但却以讹传讹，鳄鱼可能根本就不属于黑手党，但他要搞黄和我是很容易的。他就是个恶棍，就算不是帮派首领。他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和越南有关系网，会去伤害我们的家庭。

晚饭后，我去了黄的房间，那很干净，飘着凤梨的香味。窗台上放着一瓶金盏花。我对她说，“如果我们离开纽约呢？”

“然后去哪儿？”她听起来很平静，就好像她，也把这个主意当成个笑话。

“随便哪儿。美国是个大国家，我们可以隐姓埋名，到偏僻的小镇上去生活，不然就一直搬家，像墨西哥工人一样在农场工作。总有方法让我们活下去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去北卡罗来纳，然后从那继续前进。”

“我的家庭怎么办？鳄鱼会找我父母麻烦的。”

“你不必担心这么多。你得先照顾好你自己。”

“如果我消失了我父母永远不会原谅我。”

“可他们不是只想利用你吗？你是他们的生钱工具。”

那似乎击中了她。过了一会，她说，“你是对的。我们离开这里。”

于是我们决定尽快离开。她手上有些现金，大概两千美元，我的储蓄卡里还有一千四。第二天早上上班时，我在凯西银行取出了所有的钱。我有些消沉，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不能给父母写信了，鳄鱼的人会穷追我们。对我的家庭来说，我其实就和死了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损失是必然的。

那天下午，黄偷偷地收拾了一个手提箱，拿粗呢包装了些我衣服。我希望我能跟我的老板和一些工友说再见，还有从陈太太那拿回我的三百美元押金。晚饭时，娜娜和莉莉都取笑黄，说她开始为我工作了，作为一个清白的女士。我们俩努力装成和平常一样，我甚至讲了几个笑话。

幸运的是，那晚没有外召电话。那两个女人应该已经睡了的时候，我和黄溜出了房子。我提着她的手提箱，她拿着我的包。樱花树在薄雾中一片模糊，树冠无边无际，就像一座小山。一辆卡车隆隆地沿街开过，我们大踏步地离开，手牵着手，不再回头。

一个夜晚，当我躺在床上，一阵哭泣从娜娜房间里传来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这是她假装来取悦客人的高潮时的呻吟。有时我被男女们制造的声响搞得很不安生，那些声音让我无法入睡，不断遐想。然后娜娜尖叫道，“从这滚出去！”

我穿上裤子，跑出我的房间。娜娜的房门虚掩着，从缝隙里我看见一个六十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站在床边，疯狂地朝娜娜打手势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老嫖客惹麻烦。我挪近了点，但没有进去。陈太太曾叫我在女人们需要的时候帮她们一把。她没说的很直接，但我猜她是要我为她们提供保护。

“我付你钱了，所以我要留下，”男人咆哮着，狂舞着他的手。

“你不能留一整晚。请走吧，”娜娜说，她的脸上透着厌怒。

我走进去问他，“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和她过了你买的时间吗？

他斜眼看着我。他的脸，红的像猴子屁股，他明显是喝醉了。实际上，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酒臭。“你是谁？”他咕哝着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我今天晚上要留在这，没人能让我改主意。”

我敢说他以为这里是像中国一样，嫖客付了足够的钱就可以和女孩呆一整夜，那很普遍。“我只是个房客，”我说。“你引起这么大的吵闹声，我睡不着。”

“那怎么样？对付它。我要我的钱花得值。”

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瞥了眼娜娜的床。一张粉红的床单上沾着两块湿斑，一对枕头已丢在一边。地上倒着一把藤椅。现在，黄和莉莉也都起来了，但她们只是站在门外，看着。我告诉男人，“这里的规矩：你射了你的枪，你就走。没有女孩是给你暖床的。”

“我为我要的付钱。”

“好吧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要给警察打电话了。你在房子里吵得我们完全不能睡觉。”

“哦是吗？叫警察来，看他们先带走谁。”他现在看起来清醒点了，他的目光闪烁。

我继续说，“这里所有的房客都会说是你闯进来袭击这位女士。”我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惊讶，我看见黄和莉莉转开了她们的视线。

“别放屁了！我付这个婊子钱了。”他指着娜娜。

“她不是一个妓女。娜娜，你没邀请他到这里来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她摇着她的头。

我对他说，“看见了？我们都是她的证人。你最好从这滚出去，就现在。”

“我不能相信。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诚信了——这里比中国还糟糕。”他抓起他的手杖，蹒跚地出了房间。

三个女人笑起来，告诉我这个老色鬼是第一次来，而她们觉得很幸运有我和她们住在同一层楼。我们现在在厨房里了，都已完全清醒。娜娜把一个壶放到炉子上去烧开水，准备泡一种叫做“甜梦”的草药茶。

我对我刚才做的事情并不开心。“我表现的就像个拉皮条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你做的很好。”黄回答。

“感谢上帝，我们中有一个男人，”莉莉加了一句。

莉莉的话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，我想。但随后，我发觉她们对我比以前友好了，甚至莉莉都开始更经常和我说话，完全打开了她的眼睛。她们会问我晚饭想吃什么，每周煮三、四次鱼，因为我喜欢吃海鲜。我的工厂中午提供工人们白米饭，所以我只要带点菜去下饭就行了。每当轮到黄做饭时，她会把剩菜拨到一个塑料盒里装好，让我第二天带去上班。娜娜和莉莉经常取笑黄对我像对男朋友。开始时，我觉得尴尬，但渐渐地，我习惯了她们的揶揄。

七月末的一个上午，我醒来，觉得我的肺好像着火了。我八成是得了流感，但我还得去工厂，那有一堆布片等着我去烫。不像缝纫女工，我不能坐在熨烫台前。店里提供俄式茶，尝起来有点鱼腥味，但我喝了一杯又一杯，舒缓我的喉咙，保持清醒。结果，我更频繁地跑洗手间。地面上有些地方是起伏的，我只得小心翼翼地走。到中午时，我整个被汗湿透了，脉搏跳的飞快，我决定到墙边的长椅上休息一会，但我还没到那就绊了一跤。我才刚爬起来，我的工头，吉米乔，一个大概四十五岁的宽肩膀伙计，过来说，“你还好吗，万仁？”

“我很好，”我喃喃地说，边拍掉裤子上的灰。

“你看上去很糟糕。”

“我可能在发烧。”

他用一只厚而粗糙的手探探我的额头。“你最好回家去。我们今天不忙，丹尼和马克能顾得过来。”

吉米用他的小货车送我回陈太太那，告诉我如果第二天还没好，不用急着去工作。我说我会尽量去上班。

我的感觉太糟了，没法和同屋们一起吃晚饭。我闭着眼躺在床上，强迫自己别发出呻吟的声音。尽管如此，我有时仍无法控制地从鼻子里哼出来，那会令我感觉好点。天黑前，黄进来，在床头几上放了一纸盒橙汁和一个杯子，说我必须喝多多的液体来促进身体排毒。“晚饭想吃些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想吃。”

“别这样啊，你必须得吃点东西才能和疾病做斗争。”

“我会没事的。”

我知道她那个晚上会很忙，因为是星期五。她走后，我喝了点橙汁，然后躺回去，试着让自己睡着。我的喉咙感觉好些了。但高烧仍然肆虐。我后悔没早点去中药店买些中成药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除了一只蚊子模糊的嗡嗡声。它落在我脸上的刹那，我一巴掌拍死了它。我很痛苦，无法克制地想家。这样的感觉我已很长时间不曾有过——我总在抑制自己的思乡病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一个忙碌的男人没有时间怀旧。但那个晚上，我母亲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她知道许多民间土方，可以很容易地在一两天里就治好我，但她会逼着我在床上多躺几天，保证我完全康复。现在我有两年没见过她了。啊，我多想她！

正当我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有人敲门，“进来，”我说。

又是黄走进来，这次端着个冒着热气的碗。“坐起来吃点面条，”她对我说。

“这是你为我煮的？”我很惊愕，这是小麦面，是刮出来的，不是我们平常吃的米粉。她一定是猜到了，作为一个北方人，我应该更喜欢吃面食。

“是啊，为你做的，”她说。“乘热吃。会让你感觉好点。”

我坐起来，开始用筷子和一根勺子吃起来。汤里有细葱段和绿苞菜，搭配着一些干虾和三个荷包蛋。我感动了，扭过我的头，不让她看见我潮湿的眼睛。这是从我那个省来的正宗的家乡食物，我已有两年没吃过任何这样的东西了。我想问她是怎么学会做这种面的，但我一个字都没说；我只是不停地狼吞虎咽。与此同时，她坐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，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

“黄，你在哪儿？”莉莉在起居室里大喊。

“这，我在这。”她站起来走出去，虚掩上门。

我竖起耳朵听着。莉莉说，“一个在彩虹旅馆的男人要个姑娘。”

“万仁病了，今天不能开车，”黄回道。

“那地方在第三十七街，就几步路。你去过的。”

“今晚我不想去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去？”

“我得留下照顾万仁。娜娜不能去吗？”

“她跟别人正忙着。”

“你能替我去么？”

“好吧，”莉莉叹了口气，“行，就这一次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当黄回来的时候，我跟她说，“你不该花这么多时间陪我。你还有事要做。”

“别傻了。这里有些维他命C和阿司匹林。饭后各吃两片。”

那晚，她一遍遍地检查我有没有吃药，有没喝足够的水，有没好好盖着她的厚鸭绒被，好让我发汗。大概半夜时，我睡着了，但我不得不经常起来撒尿。黄在我的房间里留了一个铝制痰盂，告诉我用这个就行了，别总去洗手间，免得又着凉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的高烧退了，但我仍觉得虚弱，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稳。我打电话给吉米，说我今天绝对会去工作，但十点前到不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的一些工友还是对我这么快就又出现觉得很惊奇。他们一定是觉得我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，比如肺炎或某种性病，要在床上躺个一星期多的。我很高兴我的熨烫台上没积压很多工作。

我的室友搬走时，我担心陈太太会涨房租。我为这半间屋子每月得付出三百美元。如果我的房东太太要提租，我就只能另找地方了。我喜欢这栋殖民地风格的房子，房前有一株极大的樱花树，引来了许多鸟儿，给人一种身处乡间的感觉，虽然现在已是初夏，花期已经过了。除了宁静的气氛，这房子离弗拉兴闹市区很近，你能听见大街上交通往来的噪音。这离我工作的地方也很近，一切都很方便。陈太太占了整个一层，我的房间在楼上，还有三个年轻女人也住在这层。我的前室友，一个木匠学徒，就是因为这三位女租客是妓女，还经常在房子里接客而搬走的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也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和她们相处，特别是黄，一个二十出头的纤瘦的越南人，她的父母三十年前从中国迁居到堤岸，当时西贡没落了，房价也变得可以承受。而且，我也刚来纽约，正是为孤独而痛苦的时候。

正如我预料的，陈太太，一个鼻子旁边生着颗大痣的矮壮妇女，当晚就出现了。她坐下来，抚着她染了的头发，说：“万仁，现在你可是自己一个人用这间屋子了，我们应该谈谈租金。”

“我怕我不能再多付了，你可以再找一个房客。”我挥手指着她身后的那张空床。

“好吧，我可以去发个广告，但我还有些别的主意。”她斜靠向我。

我没有回答，我不喜欢这个福建女人，她感觉起来太圆滑。她继续说：“你有驾照吗？”

“我有个北卡罗来纳的驾照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在这里用。”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夏洛特城外的一个蔬菜农场运货。

“那不是问题。你可以把它换成纽约驾照——很容易。车辆登记所离这很近。”她笑着，露出她的豁牙。

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多收你房租，你可以自己住这间屋子，但我希望晚上姑娘们有应召服务的时候，你可以送她们。”

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回答，“那合法吗？”

她吃吃笑着。“别害怕。姑娘们是去酒店和私人住宅。没有警察会闯进去的——非常安全。”

“那我一周要出去几次？”

“不会很经常的——四、五次，最多。”

“你还给姑娘们包吃？”

“是啊，除了长途电话其它的都包。”

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女室友们总是在一起吃饭了。“好吧，我晚上可以送她们，但只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，曼哈顿太恐怖了。”

她飞快地笑了一下。“没问题。我不会让她们跑那么远。”

“还有，我工作的时候可以和她们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的，我会和她们说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停了一下。“你知道，有时这里很寂寞。”

一个狡黠的笑容掠过她的脸。“你可以和姑娘们打发时间——她们估计会给你打个折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走之前，她对我解释说一定要保密，她让我帮忙主要是想让女孩们在出去的时候有安全感。如果嫖客们知道女孩子配有司机，也会对她们好点。我在车库里看见黑色的奥迪。我有好几个月没开车了，着实想念那种汽车带给我的自由的感觉，当前方的公路上没有车时，我就像是在空气中翱翔。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我很期待开车送姑娘们出去。

房东太太走后，我站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前，它面朝着街。樱花树的树冠静悄悄的，它超过40英尺高，像一大堆羽毛迎着星光密布的天空。远处，一架飞机，带着一束光，无声无息地穿过稀薄的云朝东飞去。我知道陈太太的主意会把我牵扯到非法的事情里，但我并不担心。如今我已习惯生活在妓女中间。我最初判断出她们的职业时，我想要马上搬走，就像我的前室友一样，但是我没找到离我工作近的地方——我是市区一家服装厂的熨衣工。而且，我渐渐地对这些女人有了一点了解，我意识到她们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“吸血鬼”，像所有人一样，她们也需要工作维生。

我也在出卖我自己。我每天站在台前烫着衣料的接缝，裤腰，衬衫的领子和袖口。地下室里很闷热，空调至少是十年前的，不制冷，发出响亮的轰鸣。我们为曼哈顿制造上好的成衣，每一件在包装发货前都必须精细地熨烫过。

谁能想到我会困在一间血汗工厂里！我父母的上一封来信又督促我去上大学。我努力试过了，我没考过托福。我弟弟刚被一所兽医学校录取，我得寄三千美元学费回家。如果我在来美国之前能学门手艺，比如修管道，或者修房子，或者气功。什么工作都比烫衣服好点。

妓院没有名字。我曾在我们厨房里看到一张报纸，写着“你梦中的天使——来自不同国家的亚洲女孩，拥有艳丽的外表和温柔的心。”上面没有留联系方式，除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这是女人们共用的。我几乎对着广告大笑出来，因为她们三个都是中国人。当然，黄可以算是越南人，她能说当地话，娜娜可以装成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人，因为她来自香港，普通话有口音。但是莉莉，一个上海来的高个子大学生，看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，尽管她的英文很好。她就是那个接电话的人。

不像大多数的地下妓院，这里的女人不经常换。我想莉莉在夏天结束后会回到学校去，然后陈太太会另找一个二十岁左右、英文流利的姑娘。我不确定我的房东太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老板。女人们提到过一个叫鳄鱼的人。我从没见过这人，但我从她们那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地区拥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，也是个恶棍。

我喜欢和我的室友们一起吃晚饭，通常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相当晚，但对我来说挺好，因为大多数日子我不能在7点前离开工厂。我常常不是和她们吃晚饭的唯一一个男人；她们也给她们的客人提供免费晚餐。都是些家常饭菜——白米饭和两三碟菜，一个荤的，两个素的。偶尔，女人们也会做一个海鲜来代替素菜。也有汤，通常是菠菜或豆瓣菜或竹笋混合着干虾，豆腐，或蛋花，甚至锅巴。女人们轮流做饭，一天一个人，除非那个人要接客，另一个人就会顶替她做饭。有些客人喜欢餐桌上的气氛，会留下来聊个把小时天。

只要晚饭时有别的男人在，我就保持沉默。我会飞快地吃饭，回到我的房间去，看电视或玩纸牌或翻本杂志。但当只有我一个男人时，我会尽可能久地呆在那。女人们看来也喜欢我的陪伴，甚至会戏弄我。黄不但是最漂亮的一个，也是饭做得最好的，就从调料来说，莉莉总是放太多糖，而娜娜基本上油炸所有东西。有一天，黄焖了一大锅鲳鱼，旺火炒了土豆条和芹菜，两个都是我最爱吃的，虽然我没告诉过她。那天晚上她们三个都没有客人，所以晚饭七点半就开始了，我们慢慢吃着。

娜娜告诉我们，“我下午接了一个客人，他说他被女朋友甩了。他在我房间里哭——真糟糕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我只能说，‘你就让它过去吧。’”

“他付你钱了吗？”莉莉问。

“嗯嗯，他给了我80美元，什么都没跟我做。”

“好吧，我奇怪他为什么来这，”我说。

“可能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”黄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莉莉发表她的观点。“也许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和别的女孩做那个。男人都是脆弱的生物，没女人就活不下去。”

我从来不喜欢莉莉，她总是半闭着眼睛跟我说话，好像不情愿对我多花心思似的。我说，“有很多单身汉，他们大多数人都过得不错。”

“就像你自己，”娜娜插嘴，哈哈大笑。

“我单身是因为太穷了结不起婚，”我坦白。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黄问。

“还没。”

“那么如果我不是个性工作者，你会和我在一起么？”娜娜问道，她的鹅蛋脸上面无表情。

“你的品味对我来说太贵了，”我边说边笑，可这是半开玩笑的。

她们都笑了。娜娜接着说，“来吧，我可以给你个大折扣。”

“我可不能那么占你便宜，”我说。

这使她们再次大笑了起来。我的意思是我说的话，但话虽这么说，如果我和她们中的一个睡了，我可能就得和其他两个也做一样的事，花一大笔钱。接下来可能会很难平衡和她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能肯定她们是不是都干净健康。就算她们是，我讨厌莉莉。还是不接触的好。

然后电话响了，莉莉接起来。“你好，蜜糖，我能帮你些什么？”她用一种甜腻的嗓音吟道。

我继续吃着，好像不感兴趣，但我听得很仔细。莉莉告诉打电话来的人，“我们这儿有许多亚洲女孩。你对什么样的女孩感兴趣呢，先生？……是的，我们可以……当然漂亮，她们每个人都很漂亮……至少一百二……噢，那就是你和姑娘之间的事了，先生……等一下，让我记下来。”她抓起一只笔，草草写下地址。同时，黄和娜娜吃完了饭，知道她们俩中的一个有生意要光顾了。

莉莉对着电话说，“记下来了，她会在半个小时内到那……绝对的，先生。谢谢，再见。”

挂断电话，莉莉转过来说，“黄，你去。这个男人叫韩先生。他要个泰国女孩。”

“我不会说泰语！”

“那就跟他说些越南话，说明你不是从中国来的。他看不出什么差别来的，只要你知道怎么诱惑他。”

黄去她的房间刷牙和化妆，莉莉递给我一张写着我们目的地的碎纸片——倍运旅馆的一个房间。我知道怎么去那里，已经送女人们去那好几次了。我压低我棕色的鸭舌帽，藏起了我的眼睛。

过了几分钟，黄走出来，准备出发。“哇，你真漂亮！”我说，相当惊奇。

“是吗？”她抬起她的手臂略转身体，让我看她的侧面。她的腰线在背后微微凹陷。

“像个小狐狸，”我说。

她打了一下我的手臂。她穿着一条米色的迷你裙，涂着唇膏，但她更像是一个化着糟糕的妆的少女，她的脸看起来要比她细小但线条优美结实的身体老。当她把斜粗纹棉布的钱包挂在单薄的肩膀上走路时，她的腿和屁股轻轻摇摆，好像随时打算要跳起来。我们一起下楼去车库。

旅馆在一条繁忙的街上，大门口停着两辆大巴，有一辆的屁股后面还在冒尾气。一群游客正在收拾他们的行李，导游叫喊着让他们集合做登记。我在角落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黄下车。“如果需要我出现就给我打电话，”我告诉她。“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关上车门，悠闲地走开，那种放松的步态就好像她是个酒店里的住客。

我的心松弛下来，靠到椅背上，准备打个盹。她年轻、漂亮，本不必这样出卖自己。为了一百二十美元，她可以和这里任何一个男人睡觉。确实，她需要定期给她父母寄钱，但也还有其它谋生的方式。她不傻，她可以去学个体面的行当。她在越南上完了高中，现在也可以说一些英文。但是，从我在晚餐时得到的信息看，她是个非法移民，而娜娜有加拿大绿卡，莉莉拿的是学生签证。她们可以赚到钱，一点也不错，但完全不是像报纸广告承诺的那种职业“马杀鸡”——“每月超过两万美元。”通常，女人们在妓院里对嫖客收费一百，但她们要抽给陈太太四十。有时客人会给她们一点小费，在二十到六十美元之间。娜娜身条瘦削，没什么吸引力，一张嘴有些凹陷，所以她应召的价格是八十美元，除非撞上个有余钱乱扔的老男人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她们每个人在付完房东太太之后还能有超过两百的收入。偶尔，碰上个恶心的客人，不但拒绝给小费，还会顺走她们的财物。莉莉曾经丢了一对银手镯，是个声称和她一样来自上海的男人偷的。

我问过黄去酒店和私人住宅有什么差别。她说平均每个酒店客人能比私宅多赚三、四十美元，虽然风险更大点。有天晚上，我送她去国际酒店见个嫖客，但到了以后，她发现套房里有两个男人。他们在她决定要走前把她拖了进去，把她干得让她觉得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。她只能脱掉高跟鞋走回车里。她哭了一路。第二天她病了，但不能去诊所，因为她没有健康保险。我建议她去看太阳花园中医馆的梁医生。她付了十美元诊费。那老男人把手指搭在她手腕上测了脉搏，说她的肾很虚弱。又说她肝火太旺。他开了一把草药，治好了她的病。那次以后，我提议陪她进旅馆，然后在走廊上等她，但她不让我这么做，说这样太显眼了。

我睡不着，在车里不停地想着黄。她和什么样的男人在里面？她还好吗？如果这嫖客年轻又漂亮，她会喜欢吗？她表现得像个荡妇么？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，会幻想她，但当我完全清醒时，我会保持我的距离。我知道我只是个制衣店的熨烫工，身材干瘦，毫无特点，也许永远不会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约会，但找个随便的女人做女朋友是会让人羞耻的。最多，我能跟黄做个好朋友。

今晚她不到五十分钟就回来了，很不寻常。我很高兴看见她回来，但她的眼睛湿润，流露出微光。她滑进座位，我驶出路边。“怎么样？没麻烦吧？”我问，怕客人可能是发现了她不是泰国人。

“又是坏运气，”她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男人是个北京来的官员。他要我给他开张发票，假装我是卖给他药或是别的东西。我上哪儿去开张发票给他？疯了！”

“他跟你砍价了？”

“没，但他狠狠咬了我的乳头，一定出血了。一回家我得赶紧涂点碘酒。现在我的客人们会觉得我有病的。”

我叹着气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她，在我们穿过第三十七街时，我说，“你不能做点别的不那么危险的活来谋生么？”

“你给我找个工作我就做。”

我沉默了。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十美元，那是个和女人们出来工作的不成文的规矩——每次我送她们，她们就给我同样的数字。实际上，只有黄和娜娜这么做，因为莉莉不接外出的活，她只应付电话和上门来的嫖客。

我谢了黄，把钱放进我的衬衣口袋里。

三个女人经常交流她们客人的信息。最好的顾客类型，她们达成一致的，是老男人。老嫖客通常比较少侵略性，也容易取悦。他们中大多数不能来硬的，花在调情和讲黄色笑话上的时间比真搞的时间多多了。另一个很有力的共同之处就是那些老色鬼更慷慨，背着他们妻子的“小金库”里藏了更多闲钱。老男人们很少在房子里吃饭。他们中有些是陈太太的朋友，这种情况下，女人们会把他们当做特别的客人对待，甚至会给他们吃伟哥。听到这个时我很惊讶。

“伟哥？”我问过莉莉关于童先生，他是个六十多岁的驼背男人。“你就不怕他会发心脏病？”

“就小半片，不算什么大事。陈太太说他总是需要额外帮助的。”

“另外他付得也多，”娜娜说。“莉莉，他今天给了你两百？”

“一百八，”莉莉答道。

“他没老婆么？”我问。

“已经没了。她很久以前就死了，”黄说着，咬碎了一颗辣味豌豆。

“他为什么不再结婚呢？”我继续。“至少他应该找个能照顾他的人。”

娜娜叹了一口气。“金钱是麻烦的根源。他太富了，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婆。”

黄加了一句，“我听说他有好几家餐馆。”

“还有你的血汗工厂，万仁。”娜娜直直地看着我的脸，好像在挑衅。

“不，他不是，”我回击。“我的工厂是属于一个叫妮妮的香港女孩的。”

她们放肆地笑起来。事实上，我制衣厂的老板是个台湾男人，他来美国前在大学里教书。

大部分嫖客是已婚男人，很难花时间和金钱养情妇，因为害怕丑闻，也害怕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破坏他们的婚姻。他们在私下放纵于肉欲的同时，还试图保持体面。但总有例外。有一天，黄说有个中年客人告诉她，他已经快两年没有性生活了，因为他的妻子病重。黄建议他常来，至少一个月两次，好恢复性生活。像他现在这样是完全不对的。“他是个好人，”黄告诉我们。“他完全不能和我做任何事情，说他觉得对不起他妻子，但他还是付我钱。”

“那他从一开始就不该上妓院来，”莉莉说。我敢说黄和娜娜也不是真喜欢莉莉。她经常对过失发牢骚，还曾经责骂娜娜用她的手机往旧金山打电话。她们吵了一架，那之后好几天互相都不说话。

那个妻子卧床不起的男人的故事令我思考。如果我是个警察，知道他的家庭情况，我还会因为他找妓女而抓他么？也许不会。我曾经相信所有的嫖客都是放纵的坏男人，但现在，我能看到他们中有一些只是失魂落魄的废人，他们有严重得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的个人问题。他们到这里来，希望一个妓女也许能帮上忙。